播火者的追求

1996年，我在莫斯科觅得张闻天早年翻译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这个珍本时，我和一起专程赴俄搜集张闻天史料的萧扬、马贵凡同志都如获至宝，十分激动。回国后经过中央编译局专家的考核，确定这本1929年前后在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著作中文本，乃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文译本。当我将这个消息报告了张闻天研究工作中合作多年的程中原同志时，他正应译林出版社的邀请，在《播火者译丛》中编一部张闻天译文集，便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将它收入进去，我当即表示赞同。现在，这部译文集终于出版了。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这位曾经任职过我党总书记的领导人的生平，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为公众所知。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仅他的冤案获得平反，功过得到中央的公正评定，而且成立了专门的班子，搜集整理他的文稿和史料。在这10多年中，发掘工作可谓连续不断，而珍文稀宝也时有发现。1985年，《张闻天选集》出版不久，就又有一批重要文稿发现，这样，又得到中央的批准，经过将近10年的努力，于1995年出版了涵盖其一生大部分重要论著的4卷本《张闻天文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此后重要文稿仍有发现。1996年为征集年谱史料赴俄罗斯发掘过程中便发现了若干篇他早年在莫斯科学习时期的译著。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译本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张闻天文稿在国外的首次发现。更想不到的是，紧接着，1998年在美国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又在美国找到他早年在旧金山编辑华侨侨报时期发表的几篇文章，成为张闻天文章在国外的第二次发现。

回顾80年代张闻天文集编辑工作刚刚启动之初，人们对这位老革命家在他担任总书记时究竟有过哪些重大贡献都还不甚了了，就更不知道他在五四传播马克思主义中还有过什么业绩。也就在这个时期，程中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一份尘封了几十年的五四时期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找到了张闻天19岁时写的一篇明确宣传马克思唯物史观、并附录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十条纲领的论文《社会问题》。我将这篇佚文捧给研究五四运动的党史专家彭明教授，他一口气读完后对我说，五四才过去3个多月就发表如此明确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在当时青年学生中可谓是凤毛麟角。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次的发现并非仅有。从论文《社会问题》发表以后的10年内，这位年轻人就向中国新文化文坛贡献了近140万字的作品。其中不仅有各种时评、论文，而且有包括长篇小说、剧本在内的相当多的文艺作品，更有数量可观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由此可见，这位五四播火者之一，为播民主科学之火，播马克思真理之火作出过多么大的业绩。尽管这些发现来得晚了一点，然而它们的重新面世，在这新旧世纪之交却又有其特殊的意义。

若要说这套《播火者译丛》对于今天迎接新世纪的中国人会有哪些有益的启示的话，乃是播火者们站立在当时哪个时代的高度上所具有的世界眼光。就以张闻天来说，早在1920年初，他就曾向当时闻名海内的中华书局提出“有系统的翻译欧美丛书”的富有远见的建议，而当他论及“整理国故”问题时，特别强调了整理的人选要有“世界的眼光”，千万不要叫那些封建的“遗老”们去作这样的事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这位19岁就站到了迎接新时代曙光前列的青年，最终建立起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却是经历了更为广阔时空的比较获得的。他1920年去日本半年，1922年又赴美国勤工俭学1年多，入党后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学习。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所始终关注，并反复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抉择问题。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收在这部《张闻天译文集》中一篇题为《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的译文，这是张闻天到达美国刚一个月寄回国内发表的第一篇译文。他身在美国，密切注视的却是世界北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当时苏维埃俄罗斯刚结束战争不久，为恢复经济，列宁提出了保留一个部分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经济政策”。对于当时俄罗斯的新政权来说，从原来的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张闻天翻译的这篇文章乃是刊登在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特刊《欧洲建设》上的经列宁亲自审定的关于这个重大政策转变的对外说明。文章指出：“苏维埃是世界上工人与农人在事实上握到权力的第一个国家，他将要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底变迁的一种经济组织，他不会做纯粹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种日子尚未到来；他也不会做纯粹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日子已在衰败了。它是过去与未来的唯一的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底原素混合的同时存在。”文章还说：“指导苏维埃俄罗斯底事业的人不是梦想者”，而是“共产主义的实际主义者”，并指出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系统同时存在的这一事实，“不但在俄罗斯，就是在全世界也有重大的意义”。